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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院长主动下沉解纷，宁河区东棘坨镇毛毛匠村9位种植户不用出家门，就拿到了田地被淹的赔款；武清区东蒲洼街道蒲瑞馨园社区，经常有闹矛盾的居民从“老沙”调解工作室满意地离开，避免了漫长的诉讼；河东区大王庄街道1886户征地拆迁居民，得益于辖区“三有推定”创新工作法，解开了存在多年的“死扣儿”……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近年来，天津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底盘”，筑牢平安阵地，探索基层治理新机制，守护百姓“稳稳的幸福”。

　　下沉力量 将矛盾化解在百姓家门口

　　2020年5月13日清晨，一通特别来电让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顿时忙碌起来。

　　“我们9户人家的150亩西瓜和辣椒地被水泡了，秧苗死了一大半，快来给我们瞅瞅吧！”电话那头，宁河区东棘坨镇毛毛匠村村民焦急万分。

　　按照无讼村“四级化讼”机制，这件事原本应该由驻村法官先组织调解。但情况紧急，接到消息后副院长张振英直接启动院长下沉解纷模式，和审委会专委庞顺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情况。

　　当时，田间已经聚集不少村民，田地被淹的9户村民更是情绪激动，眼看一年收成就要付之东流，纷纷表示要讨个说法。

　　“我们一面安抚村民，一面排查事故成因，尽早确定事故责任人，并联系区农业局介入经济损失评估，制定补救措施。”张振英回忆，工作组经多次走访和实地勘察，确定事故责任人为毛毛匠村村委会。为防止种植户损失进一步扩大，宁河区人民法院协同村民调解委员会一道，制定调解方案。

　　由于涉案人数较多，又是农忙时节，为减少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宁河区人民法院和村调解委员会主动走出去，节省村民时间成本。最终，毛毛匠村村委会同意按照土地受损程度和受损面积进行赔偿，9位种植户共获得赔偿款14万余元。

　　毛毛匠村9位种植户在家门口解决赔偿的故事为天津调解力量下沉写下了生动注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颖说：“目前，全市法院共邀请128家人民调解委员会、1208家调解组织和基层治理单位、2581名调解员，入驻诉讼服务中心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共同开展调解工作，2019年以来诉前化解纠纷43.4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68%，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得到有效化解。”

　　在天津，主动上门化解矛盾纠纷，除了法院，还有一抹“藏蓝”。

　　走进红桥区和苑街道梦和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左手边就是社区民警周建军每天工作的地方。

　　不久前，周建军刚刚化解了一起矛盾。神经衰弱的田大爷晚上经常被楼上的杨大爷吵醒，两位老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周建军登门走访，经过一番恳切交流，两位老人同意各退一步：杨大爷给家中所有的桌椅板凳装上了隔音脚垫，而田大爷则表示会晚些休息，以避免被噪声惊扰。两位老人就此解开心结，冰释前嫌。

　　社区民警从“下社区”变“驻社区”，服务“窗口”开到了百姓家门口。近年来，天津市公安局将社区警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格局，创新警网融合方式，通过规范警格网格设置、明确任务协同、打通平台数据、健全工作机制，促进“警格网格”无缝衔接、“网格网络”联动共治。今年以来，累计排查发现20859件矛盾纠纷，处置化解率达95.8%。

　　力量下沉、主动赋能，在新时代“枫桥经验”指引下，天津政法系统打通基层法治“最后一米”，让群众带着诉求来，揣着满意走。

　　依靠群众 共绘社区治理“同心圆”

　　在武清区东蒲洼街道蒲瑞馨园社区，有一位伯伯，平时总爱带个小板凳，坐到邻里中间，唠唠家常，帮许多人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他叫沙乃臻，今年69岁，此前在武清区司法局工作了30多年，退休后开始在社区为群众进行公益性矛盾调解工作。“有矛盾，找老沙”，在社区居民眼里，没有沙乃臻调解不好的纠纷。

　　去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社区保洁人员清洁完楼道后，地面结了薄冰，一位居民因此在楼道摔倒。就在居民和社区物业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沙乃臻赶到现场，随即把当事人请到自己的调解室。

　　“楼道地面结冰就容易摔倒，咱们物业肯定有责任。”“您早就退休了，误工费咱就别要了，医疗费用加营养费就够了。”沙乃臻不偏不倚，在详细听取当事人的诉求后，言简意赅地对双方进行劝说。几天后，双方拿着生效的调解书满意地离开了“老沙”调解工作室，避免了一场漫长的诉讼。

　　像这样的矛盾纠纷，沙乃臻已经调解了1000多件，他记录的“调解日记”有100多本。用沙乃臻的话说，“调解，贵在用百姓的智慧，化解百姓的矛盾。大家齐努力，把一件件小事处理好，社区就更和美了”。

　　在武清区，像沙乃臻这样为人公道正派的贤能人士被称作“乡贤”。2020年1月，武清区在天津率先组建“武清区乡贤人民调解协会”，吸纳117名乡贤骨干成为协会会员，借助会员涵盖“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政法、老教师、退伍老兵)、社区村干部、职业律师、心理咨询师、专职调解员等多类群体的优势，用“能人”的智慧解决“邻里事”，用“强人”的威信解决“难缠事”，用“熟人”的亲情解决“群体事”，以法服人、以理明人、以情感人，巧妙化解大量基层矛盾纠纷。据统计，目前武清区40%以上的基层矛盾由乡贤参与化解，化解率达98%以上。

　　天津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力量，不只有公道的伯伯，还有热心的阿姨。

　　在河西区友谊路街谊城公寓社区，有一支由平安志愿者组成的群防群治队伍，年龄均在50岁以上，由于该队伍最初全部由女性组成，故而被亲切地称为“河西大姐”。

　　多年来，社区平安巡逻、帮扶困难居民、消防禁毒宣传，处处都有“河西大姐”服务的身影。调解邻里纠纷、解决污水跑冒、清理社区垃圾，只要居民邻里有需要，“河西大姐”们便会伸出援助之手：听说社区内一名孤老住在养老院，刘伟萍主动申请与其结对子，买来白菜和肉馅、面粉，与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包了一顿香喷喷的饺子送到老人面前；社区加装路灯，部分楼内居民不同意施工地点，原因是影响夜间休息，僵持之下，朱淑云前往现场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向楼内居民几番解释，最终获得居民们的同意……

　　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源头活水”。只有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这也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

　　近年来，天津注重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创新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社区治安防范等工作，涌现出东丽“海河义警”、红桥“红警”、武清乡贤等“社区警务+群防群治”品牌。做到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的难事群众帮、群众的纠纷群众解，共同奏响津城和谐稳定的新篇章。

　　创新机制 破解积年棘手难题

　　哪些领域容易产生信访积案？征地拆迁绝对算一个。

　　2018年，由于申请补偿多年未果，河东区大王庄街道某拆迁地块的居民张某开始频繁上访，要求对他的自建房屋按照正式房屋进行补偿。

　　“问题来了不能躲，首先要推定群众有理，查清诉求情况。”河东区大王庄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虹回忆，工作人员多次接待张某，详细了解其诉求，并根据其提供的问题线索和证明材料启动重新调查程序，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王庄街道党工委对原始资料逐一梳理分析。经核实，张某的《拆迁协议》中仅对其正式房屋进行记载，按照当年政策未对院内自建房屋进行登记。随后，街道通过多方联系，寻找到相关产权单位提供《情况说明》，证明其院内确有1间远年自建房屋。

　　既然远年工作按照当前法治化要求、法治化标准还存在改进空间，那么百姓的难题就必须要有解。

　　为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主动弥补远年工作瑕疵，街道联合区委政法委、区信访办、区住建委等部门接待张某，进一步分析研判，最终按照实际情况解决了张某房屋拆迁补偿诉求。至此，困扰张某长达10余年的难题终于解开。

　　近年来，大王庄街道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坚持“群众有理、工作有失、问题有解”的“三有推定”工作理念，既认真复盘、了解实情，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矛盾，又全面综合考虑历史政策和现实困难，扎实推进信访积案逐个化解。目前，大王庄街道已累计化解征地拆迁类矛盾纠纷1886户。

　　擦亮“金名片”、用好“活教材”，“三有推定”工作法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河东区的生动实践。近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河东区大王庄街道位列其中。在“三有推定”工作法的指导下，截至目前，河东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已累计接待群众1.6万余人次，化解矛盾纠纷千余件；791件重复信访事项全部销号。

　　河东区“解死扣儿”“化冰坨”，是天津妥善处理棘手矛盾的一个缩影。

　　2020年5月，天津首创在市、区、街乡镇三级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三级矛调中心运行以来，累计接待受理群众各类诉求16.32万件，办结15.88万件，办结率97.30%，化解了大量棘手矛盾纠纷，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形成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模式。

　　“三级矛调中心建立后，我们着眼矛盾纠纷解决只跑一地，20多个市级部门、10多个区级部门分别进驻同级矛调中心，中心集调解、信访接待、诉讼服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功能为一体，打造‘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一站式受理’模式，让群众的各类诉求都能在矛调中心找到化解的途径。”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建全说。

　　据介绍，除了个案交办，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共性问题，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中，天津市委政法委牵头，抽调市级政法单位和市信访办共16个局级领导，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包联督导调研，针对在基层发现的736个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坚持既“督”又“办”，采取向市级部门交办、研究完善措施等方式彻底解决棘手难题，形成了“全链条解决”模式。

　　踏上新征程，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建设，进一步提升百姓幸福生活的“成色”，天津持续书写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新篇章。

　　人民网记者 孙翼飞 【编辑:陈海峰】

　　中新网山东沂水11月30日电 (李明芮)跋山遗址群专家论证会11月30日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文物考古专家，围绕跋山遗址群成因及内涵、考古成果规划保护及利用开展论证。

论证会现场。李明芮 摄

　　以沂水跋山遗址为中心的跋山遗址群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主要包括山东2020年发现的跋山遗址，2021年发现的水门遗址，2022年发现的水泉峪遗址，2023年发现的葛庄遗址和沂河头遗址。

　　“目前围绕跋山遗址群已开展近4年的考古工作，采集、出土文化遗物3.5万余件。出土的距今10万年的象牙质铲形器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的巨型象牙制品，与此相互映照的还有同层出土的一定数量的骨制品和大量石制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罡在介绍跋山遗址群时说，以沂水跋山遗址为中心，周边保存有数量众多的同期和晚期遗址，这些遗迹所对应的古人类活动在性质上与跋山遗址主文化层所反映的行为存在联系。

　　李罡介绍说，跋山遗址群发现的文化遗物证明晚更新世期以来，沂河流域连续生活着一定规模的古人类群体，他们以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传承和发展着华北小石器技术传统。“直到进入距今3万年左右，这里成为华北地区出现细石器技术最早的地区之一，这种技术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绝对主力的生产力角色。”

来自中国科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文物考古专家实地探访山东省临沂市跋山遗址。图为部分遗址。　李明芮 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王社江表示，跋山遗址群为打破山东旧石器考古工作瓶颈问题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翔实资料，随着跋山遗址群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数量不断增加，将推动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希望未来拓展研究领域和空间，有更多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跋山遗址群遗址的考古价值、历史价值是巨大的，但它的可视性、展示性很小，其考古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认为，跋山遗址群的遗址及发现需要及时向公众传递，不能是考古人自己吆喝，要将这些发现放到社会环境中。他建议，政府积极与考古研究院沟通，将跋山遗址群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传递出去，面向世界，扩大范围。

来自中国科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文物考古专家参观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跋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示。　李明芮 摄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夏正楷认为，跋山遗址是山东省境内少有的极具研究价值的旧石器遗址，在建立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方面，具有极大潜力与科研前景。他建议，邀请更多的考古专家参与解决跋山遗址群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这也是未来环境考古工作能够在聚落考古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陈全家表示，对跋山遗址群的年代测定，应尽快揭露遗址的连续地层剖面，并弄清楚该遗址的年代上限，建立年代序列和地层序列，同时动物化石和出土的石制品研究应开展全面分析，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系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双权称，跋山遗址群考古发掘中揭露的遗址，在其使用、废弃以及埋藏阶段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成为判断遗址完整程度以及解释人类行为与活动的基础。“参与跋山遗址群发掘的考古人员应进一步扩大发掘区，扩大发掘面积，把自然环境还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弄清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表示，跋山遗址地层连续，文化遗存丰富，时代为距今10万-5万年，为探讨中国境内现代人来源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跋山遗址群新出土的细石器年代更早，与长期流行的石片石器工业构建起山东地区晚更新世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也为探讨华北南部细石器起源提供了新线索。他认为，文物遗址需要有最好的、完整的阐释和展示，但前提要对遗址有很好的保护，在开发利用研究中要予以充分重视。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跋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出。图为野马。李明芮 摄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王守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总结时对跋山遗址群的未来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议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去谋划系统的工作规划，制定详细的工作步骤，并注重多学科的合作交流，明确学术目标，增强调查力度，及时发表科研成果。(完)